發刊詞
從「文化與自由貿易」說起，代發刊詞
「自由就是奴役」，這句話讓人怵目驚心。《1984》的自由，不是「若為自由故」，生命與愛情皆可拋的那種自由。去（2014）年初春的太陽花學運，最早的動力之一所要質疑的「自由貿易」之自由，應該也不是《逃避自由》所說的自由。
「自由、平等與博愛」的追求，是人的恆久從事。本刊以「自由」起始，針對「文化與自由貿易」，通過「書評書介」的方式，從創刊號開始，分次編纂書目，邀請專人梳理，以享讀者，互為攻錯。
根據《傳播與帝國》這本嚴謹的著作，雖然「資訊自由流通」這個美利堅所信奉的國際傳播綱領，學界一般認定誕生在冷戰時期；但實際上，文協克與派克（Dwayne R. Winseck and Robert M. Pike）認為，起源應該更早，是在「一戰後的凡爾賽和約談判及1920年代」（Winseck & Pike, 2007, p.13, 263）。
不過，無論是「資訊自由流通」，或是更常見用的「新聞自由」或「傳播自由」，其「自由」的指涉，無法因為美國憲法有舉世聞名的「第一憲法修正案」而取得更加明確的內涵。
有一說法，指第一修正案要求美國政府不能任意對其國內民眾肆行傳播，因此「美國之音」在1942年升空以來，其對外傳送的日常新聞…等等內容，美國人反而無從與聞。但一甲子以來，這個並不合理的規矩，早就以個案的方式，屢遭「違犯」。進入網路年代之後，這個規矩更是阻止不了境內美國人，自行上網聽聞與觀看。到了晚近數年，美國傳媒大量解聘新聞人員，海外特派記者更是遭殃，這就致使屢屢有人建言，希望一年折合200多億台幣、美國政府用以對外宣傳的影音圖文內容，能夠回流本土使用；作此主張的人，包括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、第一憲法修正案專家保林傑（Leo Bollinger）教授。既有這些主客觀情勢的變化，美國國會遂在2013年修法，從此放行，允許美國所有對外廣播，可以在美國境內「自由」流通。
現在，理當推敲的是，何以美國政府不能對內「自由」傳播，對外卻不但早就能夠自由傳播，並且，公開而自由的傳播猶有不足，各國政府而特別是美國在二戰之後，還要以「偷偷摸摸」的方式，亦即以今天眼光評斷，多少有些「置入行銷」的手段，使盡銀兩打造特定內涵的「自由」觀？
戴瑜慧為本期主題書評介紹的《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》，正是處理這個課題的佼佼之作。戴由此延伸，連帶提及的公共外交與軟實力概念，在王維菁的《輸出美國》，另有稍多的討論與評價。
除了是本期的「主題書介」，王、戴兩篇文字同時示範了本刊書介的特色之一。
新書必須通過書評予以彰顯與推廣，並無疑問。不過，「新」是否應當握有否決權，致使並非近期出版的著作，無緣在期刊的書介書評版面出現？編委會認為，新聞若是過度遷就消息來源的動靜，傳媒遭致操弄的機會，隨而增加。新聞的斷舊論新，固然要以時宜與否，作為參照，惟現象、事件與議題的價值，必須也是傳媒進行取捨的重要考量。
新聞不能完全以時間作為選材的標準，學術著作的推介，更是如此。只要有其價值，特別是其價值至今仍然淪落邊緣，少見青睞，那麼，學術期刊責無旁貸，應該使這些具有歷久彌新內涵的著作，得以重見天日。作為價值倡議與辯詰論壇的本刊，因此設有「推陳出新」，作為「書評書介」[1]的類型之一。
由魏玓執筆的〈鳥瞰影音文化跨境流通文獻〉，則是另一類「書評書介」的示範（「類書集錦」）。通過不滿三千字的勾勒，作者清楚展示了最早在1969年出版，最近則是2014年問世的新作，總計十四本著作的內在聯繫及其各自特色。魏文雖僅蜻蜓點水，應有引進門的貢獻。
該文提示的圖書，呼應了過去四十餘年來，環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,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, UNESCO）而折衝的重大國際傳播爭論，這個涉及「文化與自由貿易」的論述與實踐，塵埃未曾落定，未來也不會定於一尊，至今業已歷經，或說展現為三個階段或面向。
第一個階段可以從萬隆會議說起。1955年春，涵蓋全球半數以上人口，來自亞洲與非洲30餘國的304位代表，首次排除前殖民國參與，在印尼召開會議，試圖促成更多的亞非國家交流，共同抵制美蘇的新舊殖民作風。會議後六年，「不結盟運動」成形。在其成員醞釀與推動之下，至1970年代遂有第三世界國家提出「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」（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, NWICO）的呼籲與建構。然而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，另有所圖、琵琶別抱。
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攸關「文化與自由貿易」的第一場大規模征戰。不僅言詞交鋒，雙方的政策取向，也是壁壘分明。對此，李金銓教授曾經公允評論。他說，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十九條是很重要，但第二十九條也不能忽視，「自由」必然與「責任」相扣合，「資訊自由流通」的觀念「已不足夠」（李金銓，1982／1983，頁20）。
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，表面上因保守勢力的上升，美國退出UNESCO而使NWICO逐漸消聲，但爭論並沒並沒有匿跡，而是角力成為伏流，伺機在旁、蠢蠢欲動。
1990年代至今，已有兩場「延長賽」。先看「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議」（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, WSIS）。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，先前藉著NWICO聚集的大學與NGO組織，就在密切注意資訊科技與電信的國際規範與願景議題。最終，就是2003與2005年兩次大規模的WSIS。2006年以後，另由「網際網路治理論壇」（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）維繫。《經濟學人》的記憶不差，它說WSIS的「網際網路網域名稱與號碼組織」究竟應該是委由私人組織或聯合國管理，像極了「三十多年前，在UNESCO所進行的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的辯論。」（“Controlling the internet”, 2004, November 20）WSIS與NWICO相去二、三十餘年，這次的差別是，美國無法贏得西歐國家全無保留的支持。
另一個同樣聚焦在UNESCO的國際傳播議題，類書繁多，其中已有部分在魏玓一文出場。
這是起自1986年的「關稅貿易總協定」談判，從製造業延伸到了服務業、文化與所謂的智慧財產權。至1993年，因法國（要求歐洲聯盟）堅持，影視文化產品無法列入自由貿易的總體談判，一般就以「文化例外」相稱。其後，反對假借（資本）自由化之名、蠶食多樣影視文化的力量，只增不減。這股力量試圖將文化事務拉回UNESCO，不讓「世界貿易組織」（World Trade Organisation）擁有管轄的正當性。這些努力已經取得的初步成績，就是2003年由UNESCO大會所通過的的《文化多樣性宣言》，以及2005年由UNESCO通過，具有法律效果的國際文件《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》（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）（2007年起執行）。現在，美國與歐洲聯盟正在洽談自由貿易協定，同樣已在2013年，先行排除了文化產品的自由貿易。在有關網際網路的跨國規範，歐盟已不全支持美國，關於文化則在法國堅持下的歐盟，又進了一步，採取了對立於、或至少是不肯集體與美國同步。並且，歐盟取得了大多數國家的支持，特別是加拿大與南韓。
未來，《傳播、文化與政治》將繼續編纂，邀請專人執筆、也敬請讀者來稿，撰述「文化與自由貿易」的系列書評與書介。其重要焦點如前所述，將有三個，就是UNESCO的「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」、「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議」，以及從「文化例外」到《文化多樣性公約》。
資訊與文化交流自由的真諦，不能屈從資本支配勞動與大自然而增殖的自由，各國有識之士因此高舉NWICO與《文化多樣性公約》，以作擷抗。
與此相對，台灣的主流學界、學官與社會未見跟進，反而作繭自縛，聯合打造了一種氛圍，迫使或誘使部分學術工作者，進入不得不默認、不抗拒，甚至自欺、乃至於亦見擁抱的局面，以外文（特別是英文）寫作為尚，等而下之者，或又居然以外文撰述為驕。
但是，表意要自由的前提，就在「我手寫我口」。任何人，包括學術人，如果是因為誘惑或是遭致壓迫，致使不得不以並非自己的第一語言寫作，那麼，其人的自由無疑減損，重則形同遭致剝奪全部或局部。
學人的不自由不僅只是不自由，另有兩大負面效應同步浮現。一是知識生產質量的弱化，二是知識民主原則的背離。
以自己更不熟悉的語言寫作，相較於英語系社會、其前屬殖民地與語系接近英語的地方，必然致使雙方或多造，顯然進入不平等的競爭情境。所謂提升競爭力的說法與認定，勢將適得其反，如果台灣學術人受誘或被迫以外語寫作。人若無法我手寫我口，效能就低，競爭力只能減弱，無法平添；學人關注、發掘與議論課題的能力與成果積累，注定衰退，不是增進。
不以外語寫作，仍有所虧，但不是競爭力的減少，是對世界學術與國際社會，未能善盡回饋與交流的責任。本國學人若有真知灼見未以外語寫作，致使他人不得與聞而見損失，諷刺以言，反而可以是台灣社會之得，是台灣自留藏私，他人用不得，我遂有其優勢，如此而已。
其次，不肯「我手寫我口」而偏重外文示人，則是養我育我的本地人與社會，無法從學院人的知識勞動得到服務。外文著作即便有其成績，回饋反哺的對象竟在海外與我尚無，或僅只是間接來往之人，這不是民主，是反民主；這不是國際主義，最多是與外亦無所涉，若糟則是屈從資本權勢與帝國的心態，再要等而下之，就是以他人的重點與議題作為寫作方向，知人不知己，背離本地社會的需要，無以連結國際對我之經驗的理解與學習。
至此，反自由、不平等，因此難以博愛的學院認知與實踐，如同國王新衣，昭然若揭。「媒體改造學社」以此自惕，創辦《傳播、文化與政治》期刊，認同2004年「反思台灣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」的十項主張，特別是「各種語言平等，不宜獨尊英文」、「回歸華文寫作的優先權」，以及「題材在地化，才能學術國際化」。（反思會議工作小組，2005，頁vii-ix）
學界需要語言平等，不受威脅不受利誘，一切語言書寫都有可取，對外善盡學術責任固然需要以外語傳播，但不能與學術知識的生產與創造，混為一談。
優秀的刊物永遠缺少一本，我們希望候選，假以時日，通過表現而爭取認同與支持，使人無論側身學院及任何工作場所，都以參與本刊為榮，從刊物各期主題的策劃、建議人選及親自撰述與審查文稿，迄至協助發行、流通與各種行政事務，再到閱讀文字與反饋作者及本刊，都能穩健成長，庶幾學術與社會相互提攜，以在地化的題材與問題意識，推進學術的境內與國際交流。
《傳播、文化與政治》編輯委員會
2015年6月1日
參考書目
反思會議工作小組（編）（2005）。《全球化與知識生產：反思台灣學術評鑑》。台北：唐山。
李金銓（1983）。〈國際資訊秩序處在變的關頭－兼論馬克布萊德委員會〉，收於李金銓（著），《國際傳播的挑戰與展望》，頁3-21。台北：時報。（原刊於李金詮[1982]。〈國際資訊秩序處在變的關頭－兼論馬克布萊德委員會〉，《中國論壇》14(12): 34-82）
Controlling the internet. (2004, November 20). Economist, pp.63-64.
Winseck, D., & Pike, R.M. (2007). Communiction and empire: Media, markets and globalization, 1860-1930. Durham, NC: Duke University Press.
[1] 進一步介紹，請見http://twmedia.org/archives/5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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